寻找跨文化、超时代的诗的定义
中南大学 张少雄 2003-03-04 01:02:51 点击数：31
I、现存定义：不能定义的循环
OED，WDEL，WTNIDEL，DLT等有世界影响的语言或文学工具书对诗人、诗作（品）、韵文和诗等诗学范畴下的定义形成一个循环：诗作（poem），即诗（poetry），即韵文（verse），即诗人（poet）的作品，诗人即写前几项的人。
循环没有坚实的起点，没有稳定的终点；循环内各项定义相互依存，都不能独立。结果，没有一个范畴被真正地定义。
II、寻找跨文化、超时代的诗的定义
有效定义不能陷入循环。相关的若干范畴的定义必须从稳固而有意义的起点出发。要对上述诗学范畴作出有效的定义，必须先确认并确定起点。起点在诗这个范畴中，而诗必须重新定义。
1．重新定义诗：技术指标
重新定义诗，是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要完成多项技术指标。新定义必须：1．超越时代（覆盖一切时代的真正诗作、特别是高品位诗作）；2．跨文化（覆盖各民族创造的、并作为有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而接受和珍爱的诗作）；3．超越循环（不依赖于诗人、诗作等诗学范畴）； 4．界定诗的本质特征（不只对诗进行表象与功能的描述）；5．具备诗学第一定义条件（能作为确认诗作品位的依据与标准）。6为诗评估建立标准（能作为确认诗作品位的依据与标准）；7．为全部文学批评建立标准（能作为全部文学批评的共同标准）；8. 具备心理学价值（描述诗的创造与接受的心理学真相）；9. 具备美学价值；10．具有泛哲学意义。
2．诗：一种新定义
诗是解放。是非常性从常性中的解放。
2．1．释解放
大脑健康或心智健全的人，在进行各种心智活动和外部行动时，遵循的方法与采用的路径往往是正常的、普通的、逻辑的、现实的、理性的、甚至是科学的。而有一部分人，因为大脑建构与心智状况的不同，在上述各种活动中。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有一株绝壁上迎风屹立的松树。大脑健康和心智健全的人可能会认为：它是一株大松树，它高大而结实，它可以用作房梁或用来制作家具；它已经扎根在崖石之中，它吸取着岩石之间的沃土的养分。这样的认知方法与路径是对的、是理性的、逻辑的、现实的乃至是科学的。他们看到了松树的生物属性与物理属性，两者统称物性，或树性。后一组人全然看不到村性。他们把松树看成朋友、与恶劣环境作斗争的英雄、生命抗争的勇气导师或更有价值的造物；他们从松树身上获得了心灵的慰藉、战胜失败的勇气乃至更多的精神资源。他们看到的主要是松树的非树性。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松树的树性被推翻，非树性从树性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
面对一只鹰，动物学家们看到的是它的动物属性，或鹰性；诗人丁尼生看到的是遗世独立、卓然超群的英雄本色。而在不同人的眼中，蝉具有不同的属性；一些人看到它的动物性，或蝉性；一些人看到非蝉性、如人性。而它的非蝉性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又有不同的体现；虞世南的蝉是恃才傲物、得意忘形的狂徒；骆宾王的是含冤莫白的悲愤之士；贾岛的是兀傲不平的酸苦之人；李商隐的是孤寂落泊之客。动物学家们的鹰与蝉以其动物性而生存。诗人的鹰与蝉以其非动物性而震撼人心。
当松树、鹰和蝉的潜在的或由诗人赋予的人性从生物性或动物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时，诗使产生了。
2. 2. 非常性与常性
常性是人的心智活动和外部行动的正常性、通常性、常规性、或习惯性，即遵循由民族心理、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共同准则或规律。常性包括；正常性、理性、逻辑性，科学性、文化与历史的传统性、自然的有限性，等等。这些范畴有时交叉或部分重合。
非常性包括：非正常性、非理性、非逻辑性、疯狂性、非科学性、不朽性、非传统性、自然的无限性，等等。同样，这些范畴有时交叉或部分重合。
常性和非常性是由民族心理、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等因素决定的，是随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松树的生物性和鹰与蝉的动物性是常性，人性是非常性。反之，人的人性通常是常性，是人的物性，如雪莱化为西风、济慈化为夜莺、华滋华斯化为游云、或庄生化为蝴蝶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性态，是非常性。人的各种性态之中，又有常性和非常性之分。
乞丐通常有的一切内部和外部属性，可以概括为丐性，丐性是乞丐的常性。但是，从一位通洲乞丐（可能是虚构的）的尸体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这件一首诗作：“本性生来爱野游，手携竹杖过通洲；破篮向晓提残月，歌板临风唱晚秋；双脚踏平天涯路，一肩挑尽古今愁；而今不用嗟来食，村犬何劳吠不休。”可以看出，他抖脱了全部丐性，失去了生命，却没有失却不屈的尊严与兀傲独立的人格，而这种尊严与人格甚至在很多上层社会的人物身上都无法找到。丐性被推翻，非常的性态获得解放，他身上闪耀着崇高的人格的光辉。
佛教徒的常性应该是四大皆空，不染尘念。而有一位和尚．在严格遵守佛家戒律的同时，潜意识或有意识地珍藏世俗的情感：“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为谁采芙蓉？”他就是“才如江海命如丝”的苏曼殊。他写了许多多情诗作；译了拜伦、雪莱、彭斯、歌德等人的诗篇，准确地再现了原作的种种情态。是被解放的非常性使苏氏成为这样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的。
非常性从常性之中解放，使产生诗。
非科学性与科学性
科学性，以及科学意识或科学觉悟性，在一切时代都是诗的最大敌人之一。
诗，在牛顿看来。是“一种美丽的胡言乱语。”而麦考莱在《论弥尔顿》中声称。“文明进步时，诗必然衰落。……我们崇敬蒙昧时代出现的伟大的想象之作。”牛顿从科学的角度看诗；麦氏的“文明”主要是指工业文明，也是科学的产物。在科学统治的大脑里，是难于找到诗意识的存在的。实际上．很多杰出的诗作品从科学的角度看只是废话，因此，常有人指责诗人犯科学常识错误。“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丁尼生的《过沙洲》，等等，无一符合科学，有的甚至是迷信！
然而，与这种种非科学的因素并存的，是诗的光辉在闪耀。假如前者会给人带来一份坏处，后者则会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一千份好处。
科学与诗是对立的。有人试图写“科学诗”，而这种东西并不存在；一件作品如果是科学，就不大会是诗，反之亦然。科学进步时，诗便退步。正加麦考莱所说的：“科学得时，诗必有失。”
非理性与理性
理性是一种主要的常性。理性的人在心智与外部活动中，遵循理性，并接受它作为唯一的指导人的内心与外部活动的权威。作为全部知识的真正源泉。理性有多种形式：逻辑性、抽象性、概念性、理智……等等；理性活动相应地有多种形式：逻辑思维、抽象概括、概念分析、推理、假设……等等。理性与理性活动损伤待。还是让麦考莱来说话：“人们知道更多而且想更多，……因此，人们制造更好的理论与更坏的诗作。”
非理性表现为多种形式：非逻辑性、具象性、通感、情感误置、激情，等等；非理性活动亦然。这里仅分析几种主要的。
通感，即感官的交汇，如听见气味、看见声音、嗅到色彩，等等，在诗人的作品中很常见，也很受批评家和美学家的欣赏。而从逻辑学，特别是从中国逻辑学的精度来看，通感只是一种谬误。公孙龙子早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就倡导“离坚白”，因为他们认为“坚白石二”，“目不能坚，手不能白”。公孙氏等人被称为“离坚白派”，至今还颇受尊重。坚定地离坚白的人们是不可能理解并接受这样的诗句的“品味鲜花和乡村的翠绿 / 舞蹈、普罗旺斯的曲调和日晒的欢乐”（济慈《夜莺颂》）；“有一些香气鲜嫩如婴儿的肌肤，／柔和如双簧管，青绿如草原”（波德莱尔《通感》）；“山中本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逻辑消失，诗即出现。
情感误置，指将人类的情感与品格投放在外部世界的非人类造物上。它是由约翰·拉斯金在《现代绘画》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是作为贬义术语使用的。拉氏认为。这种情感误置，掩盖“事物的真相”，展示“假象”，不管多美，总是虚假的、“病态的”和“谬误的”；它产生于“理性错乱”的时候。然而。诗往往同它同时产生。包含这种误置的诗句很多，如“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姜白石《点降唇》）。”
激情也是一种非理性。奥莉维亚在爱意澎湃时，全然丢弃了女性的尊严，宣称：“凭童贞、荣誉和一切，／我爱你…… / 智慧和理性都不能掩盖我的激情（莎士比亚《第十二夜》）"。有相当多的诗篇，充满同样的激情。
疯狂或精神病
疯狂或精神病，在一切时代都是一种极端的非常性。然而，它与创造有不解之缘，创造性作品经常是某种疯狂的产物。病理学家调查证明，创造性天才中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患有某种精神病。诗人不例外。史传资料显示，柯尔津治，W·库泊，雪莱，W·布莱克，E·A·坡，S·普拉斯，A·塞克斯顿等人，都是如此。中国批评家似乎没有注意到疯病对创造的作用，不过他们爱神化另一种疯狂——酒疯。诗酒不分家，这几乎是中国人的信条。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肯定疯狂对诗的作用。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大肆讴歌“诗的迷狂”，认为迷狂渗透一切诗作，宣称没有迷狂谁也无法敲开诗的大门。莎士比亚则在《仲夏夜之梦》第五幕中把诗人与疯子等量齐观，麦考莱则更进一步声称：“如果没有某种心智障碍，谁也不能成为诗人，谁也不能欣赏诗歌。”
但是，理性社会无法接受这种异常现象。人们建立越来越多的疯人院、精神病诊所或精神危机研究中心，以治疗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治疗疯狂是束缚它、压制它；在束缚与压制它的同时，诗也受到限制，这正是“文明进步时，诗必然衰落”。
是解放它，还是压制它，这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难题。
常性与非常性的类型很多。上面仅分析了主要的几种。其它类型的不一一赘述。
III．诗价值评估
诗已经按上述技术指标定义为解放。它是一种超越文学的类与体的质。根据它在作品中的含量或浓度。可以对诗作、小说、戏剧、史传等作价值评估与品位评估。
小说、戏剧和史传等都可以包含诗，杰出的含诗量甚至高出一般的诗作。《呼啸山庄》是公认的高度诗化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归入诗作，属于上乘；《史记》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不一而足。
诗作品是诗的主要容器与载体。诗作无定体，可以是韵文或歌文；因此，“诗与散文”或“诗体某某”之类的命题是错误的。根据含诗量，可以评估诗作的价值与品位：上品、中品、下品，诗作与非诗作。世间无纯诗作，而有纯诗。
（本文曾刊于乐黛云、张铁夫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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